恰逢雨后，巷子里一片泥泞。在这条约100米深的小巷子里，已有很长时间没人出入了，显得分外寂静。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两层预制板楼，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村子里，这栋小楼显得十分气派。但如今铁门上的锁头已经生锈，门口杂草丛生。显然，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。
“死的死，走的走。”王子清趿着拖鞋，在泥水中“啪嗒啪嗒”地走着，不时发出重重的叹息，“以前这里可热闹了，现在一点生气都没啦。”
这个东西长约1公里、南北宽约半公里的村子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曾和许多村一样，过着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。农忙时，男人女人热火朝天地干活，换取一年的口粮。收成好的时候，兴许还会落些余钱，添几件衣服，买两件电器，乐呵一番。不忙的时候，男人们出外找些活计，或在本地打打零工。空闲时，招呼几个人喝上几盅，或搓一阵麻将。
可眼下，疾病和死亡像恶魔一样几乎缠扰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。街上偶尔遇到几个人，脸上也大都带着悲伤、无奈或茫然。有时能看到三五个人聚在一起，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和癌症有关。
一位癌症患者盖着一床厚被子躺在床上呻吟。经过化疗和放疗，她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，头皮清晰可见。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，瘦得皮包骨头。她紧闭双眼，嘴里不时嘟囔着什么。守在她身边的丈夫，愁眉不展，目光呆滞，偶尔下意识地给妻子掖掖被子。“家里有多少钱，也让病折腾穷了。”他说。
在这三间预制板结构的楼房里，大理石地板、雪白的墙壁、宽大明亮的窗户、墙上四大名楼的挂图，以及一台21英口寸的彩色电视机，多少彰显出主人的能干和富足。如果不是癌症拖垮了这个家庭，在这个举目都是低矮房屋的村子里，楼房主人的生活一定会让邻居羡慕。可现在，这间屋子里死气沉沉。
“谁得病谁家就败。”王子清说，有钱的人家，病人能多活两天，没钱的，就只能等死了。他一再表示，村子里钱都不好借，有钱也不敢借出去。“我们东孙楼穷，不是因为人懒，没能力，而是因为癌症。只要家里有病人，都得花上三两万块。”
王子清的一位叔叔患了胃癌，家里拿不出钱为他填这个无底洞，于是，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他上吊自杀了。“因没钱看病上吊自杀的，村里已有好几个。”他说。
人死了，葬礼照样得办。火化1000元,棺材1500元,孝服500~800元,灵车灵棚各100元，唢呐100元。各种费用算下来，至少需要5000元。因外出和死亡的青壮年多，棺材都没人抬，以至于吊车下葬，成了当地一个“热门”行当。
由于贫穷，村里如今盗窃成风。王子清家原来的围墙不高，人很容易翻墙进去。现在，他已把原有的围墙拆掉，准备加高。“我怕小偷。”他说。
村头墙壁上，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治疗
腹泻、癌症的广告。有些患者无奈只能找江湖游医寻求安慰；有些患者则只能求助“神”的力量。
黄孟营村33岁的孔鹤琴，19岁嫁到此地，26岁得了直肠癌，4次手术，12次化疗，花了7万多元，如今家徒四壁，外债高筑。两年前，“感到无望”的孔鹤琴皈依了基督。每周五，骨关节变形的她，都要坐在轮椅上，让丈夫推着，到两公里外的王寨村做礼拜。王寨村基督教堂的信徒芦美英则表示，七八十名教友中，基本都是身体有病的人。
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，不忍看着自己的乡亲们忍受癌症的折磨，于1999年，筹钱2500元，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，“初一十五，香火很旺”。但华佗庙重修后4年，孙的爱人得了偏瘫，至今卧病在床。可叹的是，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而去世了。
与周边“癌症村”一样，东孙楼村能参军的人很少。有几年，竟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。
“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。”王子清说，“村里的人总担心，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。”
都是污染造的孽
王子清家正对着一个大水塘，塘边有几棵树，几只白色的鸭子在水塘内戏水。如果不与癌症发生联系，塘边树下，静坐垂钓，本该是件惬意的事。
像这样的水塘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处，只是有些已经变成了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。在这个西北高、东南低的县域内，因河流冲刷，坑塘较多。加之，上世纪50年代后期,当地人鼓足干劲，大修水利。干渠、支渠、斗渠、毛渠，通向每一个角落。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，造就了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。
东孙楼村也有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。东南西北四条水渠，将村南两公里外的沙颍河水，输送到地里田间。这个处于沈丘县“锅底”的村子，即使在非灌溉季节，沟渠里也会积下不少的水。因此，这里几乎一年四季浸淫在水中。
[1] [2] [3] [4] [5] 
